我被非法关押后，丈夫着急上火，得了心脏病。警察把我送医院做体检，准备送劳教所劳教时，丈夫心脏病发作，当场晕倒，经抢救才脱离危险。女儿在新加坡学习。当她知道母亲因说真话、做好人被关進监狱，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给她心里造成了极大的恐慌。她就四处打电话找我的下落。

我说：你这个事情，欧盟已经关注了，都在营救你，我说到底是谁抓了你？他说是武汉市公安局一处的人。抓他后把他塞在车里殴打了一顿，开始是在汤逊湖。他刚讲了两句，里面又不让他讲话了，把他拉下来，拉下来了以后，他就一下子没有声音了，整个院子里就是一片死寂，我再怎么喊都没有反应了。

我叫陈曼，我是张伟杰的妻子。我先生是在今年三月二十日被非法绑架的。当时那天，我并不清楚他是不是被绑架了。因为过年以后，我住在我母亲那里照顾我母亲。平常都是他每天上班，我们也是在网上保持联系。二十三日那天，我们一个客户打电话给我说，张经理好像没在，问我知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他打电话打了两天， 都没有找到他人。

王涟，200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后，被聘为澳门科技大学助理教授。然而2006年9月12日，他被中共珠海国安局特务绑架，在高压迫害和精神洗脑后，被迫当了中共特务，其特殊任务就是「搞垮香港大纪元」。自中共收回香港主权以来，有不少香港人也有王涟一样的经历，他们往往惧于中共的恐吓和威迫而噤声。王涟摆脱中共的威吓，勇敢站出来揭露其卑劣手段和迫害。

在没有经过任何的法律程序下，二零零五年我被非法逮捕并被判劳教2年，在这期间，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在北京女子劳教所，我被强制洗脑，强制看了大量的栽赃和陷害法轮功的光盘，完全都是无中生有的。并且不允许我睡觉，每天只睡2-3小时。在国际社会的大力呼吁下，他们把迫害的手段变得更加隐蔽，从外表上看你的身体没有外伤，但精神上的摧残要远远大于给肉体带来的伤害。

我叫戴英，今年48岁，来自中国深圳市，现居住在挪威。在中共政府对法轮功迫害的7年里，我被非法判刑三年劳改，后又被非法劳教二年，共被剝夺人身自5年。在这五年中，我遭到中共恶党警察的酷刑摧残，至今左眼失明，上、下牙齿松脱变型错位。

郑女士接到大使馆的电话说：“您的名字和我们掌握的名单里的一个名字相同。”电话中还询问郑女士是否炼法轮功，当郑女士回答是以后，她被告知星期五的时候到大使馆“谈一谈”。之后使馆人员以护照还没有做好为由拒绝给郑女士护照，并拒绝给出解释。

我于2001年12月来英国工作，现已在英国了3年。从我递交护照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个多月，中国领事馆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解释的就剥夺了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最基本的权力。我修炼法轮功完全符合中国宪法：中国公民有信仰自由的权力。他们的这种做法既不符合中国的法律，也不符合国际法律。

我妈妈自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以来，不仅身体得到了健康，更是处处以真善忍为原则为人处事，邻里街坊同事都说我妈妈是个好人。修炼法轮功，做个好人，堂堂正正，不知有什么事非得到警察局去说清楚的？但警察不顾我年岁已高的外婆和体弱多病的父亲，强行将我妈妈劫持，后来才得知，我妈妈现被非法关押在苏州第一看守所，名为没有期限的刑事拘留。

我的护照到2004年1月15日到期，于是2003年12月23日我来到瑞士苏黎世领事馆来延长护照，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2003年12月29日可以来取新护照。我于2004年1月5日来到苏黎世领事馆来取新护照，但却被告知“由于技术问题护照无法更新和延长”。

从96年开始，我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剧烈的头疼使我的精神几乎崩溃，我以为自己正在走向死亡。四处求医问药，没有大夫能够找出我头疼的原因，那时我发誓，我愿以我所有的一切，来换取一个健康的身体。98年7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功。我的头疼很快消失。可是没想到，后来居然有人以扣留我的护照来要挟我放弃法轮功。

我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领事部办理护照延期，2月16日取件单。当我到窗口取护照时，取证件窗口的女士说找不到我的护照。我又到门口传达室询问我的护照怎么没有？传达室的一位先生打电话去问，里面的人说也找不到，前前后后我等了两个多小时，还不算排队的时间。我向他要负责我的护照的人的电话。我回去后打了多次电话都没人接。

法轮大法要求学员修大善大忍，心无怨恨，正如古语有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父亲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们受到的迫害还正在中国大陆继续上演着，我真不希望我父亲和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们遭受到的迫害再施加于任何人身上，谨以此微薄之言愿世界上善良的人们关注和帮助制止这场违背人性的残酷迫害！

我们的护照被拒延期之后，首都伯尔尼地区分会负责人先生亲自致函给中国使馆并抄送瑞士外交部，也有瑞士朋友写信给中国使馆，敦促使馆给我们延期护照。中国人本应持有中国护照的基本权利，需要外国人帮助陈请和呼吁，使我们内心无限感慨，真是可悲、可叹！

使馆工作人员又对我在中国大使馆前静坐的事表示不满。我告诉他，如果没有江氏集团对法轮功進行迫害，我不会坐在那儿。他不想与我進一步交谈，只是说：他是被授权转告这个决定。并且说：如果你放弃修炼法轮功或对此有保证，我们还可以考虑给予办理。我笑着说：这是不可能的，迫害法轮功是错的，非正义的事是不会长久的，总有一天会真象大白。

经济信息工程硕士王泳先生向中国驻维也纳领事馆递交的护照延期申请于2004年7月21日被拒绝。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与中国使馆工作人员的谈话中，他们否认在中国发生着的法轮大法学员的残酷迫害，但他们自己现在所做的，早已超出了正常工作的范围，这本身就是在迫害。

受够惊吓，欺骗的小天，已经被恐惧所包围，当他看到警察的时候，他更是吓得浑身发抖。在火车站一位中国老太太把他带到了难民营。在恐惧中，吓得语无伦次，无法准确填写表格。在难民营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不久，小天找到了丹麦法轮功学员。他哭着，第一句话就是，要求帮他找到爸爸妈妈，他想爸爸，想妈妈。

2001年12月14日，我们去领事馆询问护照延期的情况，当时的首席领事梁海涛要求我们必须写保证才给办理护照。我们问原因，他告诉我们说，领事单位认为谁有必要写就要求谁写，还就此举例说，如果有中国女子在意大利非法生小孩，也要写这样的保证。他最后告诉我们是因为我们修炼法轮功，才不给我们办理护照延期。

当他在跟刘秘书通完电话后，他告诉我给我办证件的人今天不在，改天再来吧。我又问那可不可以见领事馆的其他负责人，他们不理我。我就跟他们说，中国使馆应该对中国公民负责任，不能不给换新护照又不给出据任何理由，不就是因为我炼法轮功吗？你们自己也觉得理由不堂堂正正是不是，都不敢说出口。

再之后，中领馆换了一位新领事，我和同修一起進入中领馆询问我的护照延期的事。我问他们我炼功有什么错，为什么拒绝给我办护照，那个工作人员答道，你触犯了中国的法律，我问他我触犯了哪条法律，他答不上来。我要求见一见新领事，他威胁我说要叫警察，说我妨碍了他们的工作。警察来后，我就当着警察还有在场的等候办理签证的人的面讲事情的经过，大家听后都对中领馆的行为很气愤。那个警察上前和中领馆工作人员理论，他说这位女士没有干扰你工作，并提醒那个工作人员这是最基本的人权问题。

在江XX集团的淫威下，驻外使馆非但不起保护本国公民的作用，反而成了其恐怖政策的执行者，更有些人错误估计国内外形势，以剥夺法轮功学员的人权来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凶手纷纷被起诉的今天，我们要提醒有关人士：请不要忘了历史上的教训。你们对法轮功的态度决定着你们的未来。到那时，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所做过的负责。

当媒体抵达后，我们开始新闻发布会。一名来自位于中国东南方的福州市的学员宣读了我们的新闻声明。声明的结尾是要求中国政府撤回逮捕李洪志师父的通缉令、释放遭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恢复法轮功名誉以及给与学员继续和平修炼的权力。

1999年7月21日，我听到江XX政权将法轮功列为非法组织，禁止人们信仰真、善、忍法理时，我想要告诉政府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所以我就去中央政府的上访办公室向当局讲法轮功真象。在往信访办的路上，到处都是身穿制服和便衣的警察，所有警察都是全副武装。时不时地，他们还会拦下路人问他们：是否修炼法轮功？回答「是」的人会被粗暴地拖进等候在一旁的警用车厢内。接着一群警察便会冲出来用警棍和脚对那人毒打一顿。

学员们和那些真正的罪犯关押在一起，罪犯们经常被鼓励迫害我们学员。哪一个犯人折磨法轮功学员最惨的，其所获得的「减刑」奖励越多；假使有任何一位学员被酷刑折磨致死，狱方只会将其认定为自杀事件，真正的犯人凶手不负任何责任！

在我们周围有数不清的家庭为了修炼法轮功被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为了坚持我们的信仰，不放弃给我们带来美好幸福的法轮大法，我们只得离家出走。经朋友帮助于2002年1月26日来到了俄罗斯。当我看到这里的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公园里炼功，不会受到任何干扰，感动得直想落泪。

已经有报告指出中国使领馆官员在意大利煽动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对法轮功学员施以恐吓和骚扰；干扰法轮功学员作为外国公民和居民的合法活动；对外国机构和社区施加压力。本文件所列举的案例表明中国政府的外交官员在意大利已经超越了他们的外交职责，违反了民事权利、法律和意大利主权。我们希望，这些资讯能使公众了解这些状况，并为日后从法律途径诉求公正提供证据。

我犯的“严重错误”就是修炼法轮功。法轮功这个精神信仰自1999年7月20日被江泽民禁止并从此遭到残忍地镇压。中国驻米兰总领事高书保说，因为我在中国时参加了法轮功的活动，所以他认为我是个危险人物。他的理由是，我在圆明及明慧两个网页上发表了有关我在中国的经历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