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斯德哥尔摩，2004年1月26日
国际法律体系的快速发展是在过去25年里发生的最惊人的变化之一。当然，那些影响力不大的，诸如海洋法等国际法，已经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存在几个世纪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了建立用以指导和评判世界上所有共享法律原则的国家和居民的法律原则框架的真正动力，但并不容易。
战后前25年，通过联合国宪法和其它国际途径，完成了国际法律框架的基本内容。然而，在漂亮的国际文件中印出来是一回事，而要让它们在国际范围内真正获得支持却是另一回事。这取决于相关机构、体制和专业技能的发展。事实上，在战后的后25年中，上诉发展得以成功进行。在这里，我向所有在使国际法成为现实的重要过程中付出努力的人致敬。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国际法？直至最后一次世界大战，我们还基本上处于过去世界体系的均衡之中，也就是说一切国际事务由少数西方国家说了算。这一已经延续了很长时间体制到1940年还在运转。它是建立在外交以及西方国家过去的共同标准，包括道德观念、法律原则和“你们必须互相交流”的宗教信条的基础上的。这样，有关国家之间维持了成功的伙伴关系。
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切发生了变化。我也在变化之中。当联合国刚刚建立的时候我就参与了，包括联合国的最初的会议、研讨会、安理会的最初期会议以及一般官员的会议。当时，联合国中有49个成员国参与国际法。得到有意义的合理的改革是不容易的，而且越来越难，因为有更多的国家独立，现在有150个。他们中的很多很小，还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资源建立强大的外交处和外交智慧服务部。所以，国家的国力和资源，与国家在联合国中的地位，产生了不合适的匹配。我们必须尽快地解决联合国中随着这一改变而产生的问题。
当这个结构成长的时候，人权问题的困境更加严重。用来杀掉了我们自己的，是我们技术上的发展–不断的发展—特别是在一切逐渐变得更现代化使得很多人更相信技术，但是技术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当技术在不断发展时，道德水准却在下滑，以至于人们不再有对于道德底线的默认。法轮功成为了下一个文明的种子。这种子不会一夜间成为参天大树。世界需要时间来认同这个新现象，一个成为新世界的文化基础的开始。这基础既有传统世界的特性，又能反映到新的世界中去。
这个会议是关于使这种改变怎样发生的方法。我们很幸运有很多非政府组织杰出的代表，他们是促进改善的先驱者。政府只能做有限的部分。他们不能超越他们选民的公共观点做事。民主国家有很多对总理或总统的限制。如果他们希望下次选举中还被他们的党派选出继续在国会中任职。我在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一生后，我可以说民主议会制政府认为非政府机构是在社会变革中绝对不可缺少的有机体的一部分。非政府组织可以做政府能力之外的事情。我希望同时召开的国际政府会议的职能之一，是能认识到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必要性，承认非政府组织所做的贡献并给予其荣誉。
我们这个非政府组织的国际研讨会和那边的政府论坛会议都遵从了这个思想。我代表你们这些为自由作贡献的政府部门成员。我心相信我们都会有很多收获，并更加明确我们前进的道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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