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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迫害手段

遭六年关押迫害 贵阳兰军至今仍伤痕累累

【圆明网】贵阳现年五十一岁的兰军女士一九九五年末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获得身心的健康。九九年“七二零”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后,兰军从九九年十月因“北京上访”被绑架,到二零零六年十一月离开监狱的七年里,曾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看守所、派出所、劳教所、洗脑班和监狱有八次之多、共六年之久。

经受看守所的酷刑迫害、劳教所的超时有毒劳动和监狱的超时高温有毒劳动等,兰军的身体被严重损坏,在回家后的这十二年里,一直被病痛纠缠着,直至现在。

兰军女士诉说:近六~七年来我能躺下的时间很少,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坐”久了腰又痛,就靠双臂支撑着,晚上坐靠在床边地板上、两手握紧拳头顶着地板支撑着腰打一下盹儿;白天坐椅子上、两手臂弯曲后向两边的肩部靠拢,双肘撑在桌上,双手掌又支撑着头,几年下来双肘处的肌肉、两手拳头面十指间的肌肉,都被磨出了厚厚一层老茧,想站起来都很困难;肺部的疼痛,心慌,鼻子的不通气,就是在大冬天也被疼的大汗淋漓。这“病状”将我推向“死亡”好多次了……

兰军的遭遇源于中共邪党发起的对法轮功的这场迫害。下面是兰军女士讲述自己被迫害经过:

我叫兰军,27岁时,也就是九五年初我身体突发黄疸型肝炎:全身发黄、四肢无力,中西医治疗无效,十一月份修炼法轮大法两、三天后病状全部消失;修炼前,我性格好强、暴躁,还专注赌博、不管家、做生意中有“掺假”等陋习;修炼后,我从此不赌博了,“生意”中尽可能寻找到当初“假货买主”给予补偿,从此诚实守信、关心丈夫带好女儿,主动做家务、婆媳相处的很好;每当同我的家人、同事和朋友在一起时,都会赞扬我身心的巨变!我也更坚修实修大法,特别在“洪法”中和父母一道很用心,由此也在较大范围内结识了不少修炼人。

九九年迫害开始后,我和当时的一批同修在邪恶疯狂打压时,最先站出来证实法:因去北京上访、去贵州省政府上访、去贵州日报社澄清《贵州都市报》攻击大法师父和大法“事实真相”、和与外地同修交流“大法修炼人站出来维护法的问题”等等,曾被邪恶疯狂的频繁的绑架关押。时间上我的被迫害主要集中在前七年里。下面先集中曝光迫害我的恶人。

一、贵州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人

在贵阳市有:
赵小峰(南明区朝阳派出所警察 警号:007473 已退休)
张震忠(音)(南明区公安一科警察,已于二零零八年车祸暴死,死相惨烈。)

在赤水市有:
田红(音):(赤水市公安局警察)
黄燕:(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
公安局局长:(当时赤水市公安局长)

在贵州省“中八女子劳教所有”:
顾新英:(劳教所入监队队长)
李剑云:(劳教所 警察)
张琴:(劳教所 副所长)
尹厚梅:(马三家劳教所邪悟人员)

在遵义第二看守所有;
陈声慧:(遵义市第二看守所狱警)

在贵州省羊艾监狱有:
孙艳萍:(监狱八大队警察 据悉已调至贵阳“610办公室”)
王友发:(监狱教育科科长,已遭恶报死亡)
帅医生:(监狱场部医生)
甘明惠:(监狱八大队大队长)
吴贤娥:(监狱八大队四中队中队长)
蔡华:(监狱八大队四中队中队长)
王芳:(监狱八大队四中队警察)
许涛:(监狱八大队四中队中队长)
邹孔仙:(监狱八大队狱警)
王姓:(监狱八大队四中队警察)

二、我的历次被迫害

1、去北京上访

九九年十月二十七日面对铺天盖地诽谤大法的宣传,我去了北京。在“信访办”警察不让填写“上访单子”,还说:“没用!回去吧!”我跟警察说:从贵州千里迢迢来这里就是为了告诉政府:“法轮大法是正法,师父好!大法好!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警察被感动后让我填写了“上访单子”,达到了我来京的目的。但随后我被贵州驻京办事处非法“接管”;在交贵州公安劫持回贵阳的当天,在“贵州野生动物保护中心”那里,我被南明区公安一科警察张震忠(音)非法提审,警告:不要再去“北京上访!”。当晚十一点被送到白云区戒毒所,在被非法拘留的十五天里,南明区朝阳派出所警察(警号:007473) 赵小峰两次提审也是警告:“不准去北京!”还问,“家里有无大法书籍?”我说:“人在法在!”赵小峰不语了。回家后被单位开除了,失去了工作。

2、两次被绑架

“劳教”之前的两次被绑架,都发生在二零零零年的二月。

第一次是:被朝阳派出所关押三十多个小时:期间警察赵小峰提审说,我是去“贵州日报社反映情况、和去省政府上访”的组织者,企图加紧迫害;期间我被铐在凳子上,深夜了我对手铐说:“手铐啊,你是铐坏人的,法轮功学员是好人,你别铐我……”手铐自己就解锁了,第二天值班警察起床后很吃惊!问我:“这手铐是怎么回事?”看炉火已被烧的旺旺的、人也没跑还在;下午父亲和女儿把我接了回家。

第二次是:应邀去赤水市与同修交流,回贵阳后被赤水两个公安(其中一个叫黄燕)绑架到赤水看守所。公安局长和警察田红(音)提审时一开始就问:你看中央电视“新闻节目”了吗?我答:“中央电视台是在向全世界七十二亿人撒谎!”局长威胁说:“你是要为这话付出代价的!”又提出:你能写出“脱离法轮功的保证书”,一切都可以过去,我可以马上买一张卧铺票送你回贵阳。我回答:“你们休想!”

不几天后,我和当地的几个同修,被硬拉到大卡车上在赤水市城里被“游街示众”(通常是杀人犯、偷抢等刑事犯之类的人才游街示众),开公审大会后我被宣布“劳教三年”,随后送贵州省女子劳教所(下面简称:中八女所)。

3、在中八女所

二零零零年二月到二零零一年三月在中八女所期间。迫害我的狱警主要是:“入监队”队长顾新英、副所长张琴、狱警李剑云和马三家邪悟人员尹厚梅等。

在中八女所:一方面,我被逼迫从事超时、单调、有毒的劳动。在到“入监队”几天里白天被晒太阳,除吃饭外一直在烈日下被暴晒得头晕目眩,两眼直冒金花,晚上就叫站“军姿”手怎么放、脚怎么摆之后,下来走路、上厕所、躺下都全身疼痛难忍,每天十多个小时。

几天后被下到以劳动为主的“二中队”:

(一)超时劳动。在那里干活八个月很少有休息天,从早上五点到晚上九~十点钟、甚至十二点,夜深人静了还在干活,中晚餐饭都在车间里用,根本没有一点点让人休息的时间,连让人“喘口气”的时间都不给。

(二)有毒劳动。整天的“串珠子”、“缝排球”或“打鞋帮”等,塑料制品和胶状制品散发出的“毒气”,毒害着人的呼吸系统和内脏,才三十出头的我就常感身体不适,特别是肺部、呼吸道等。

(三)单调劳动。“串珠子”、“缝排球”或“打鞋帮”在超时的、有毒的劳动基础上,因长时间坐那儿身体的各个部位都是弯曲的、始终弯曲着,手的活动也是恒定不变的那几个姿势。每当结束一天的劳动后,全身都是僵硬的,腰和脖子也弯曲着,完全不能伸直,就现在也伸不直。

(四)“串珠子”、“打鞋帮”的劳动一天下来看东西是模糊不清的,从那以后眼睛视力也一直不好。“缝排球”双手被缝线拉出一条条细细伤口,火辣辣的痛,久了以后伤口难以愈合,就现在伸出双手来还留下当年的道道伤痕,一般人少有的手掌模样!

(五)吃的饭菜,那菜里面没有一点油花花,肉眼能看见煮过的菜上面还有泥土,甚至还闻到过那菜里的“粪便”味,当场就被噁心呕吐,一星期说是吃一顿肉的那餐饭,有啥肉呀?!当然那肉味还是有一点点的。

(六)在劳动之余逼写“三书”也是经常的事。

另一方面在“入监队”:副所长张琴、入监队队长顾新英,要么她们亲自出马,更多的时候是指挥手下的狱警和劳教犯人,说是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思想改造”:我被频繁的逼着听音频、看视频等诽谤大法的资料;我被频繁的“谈话”;我被频繁地写“认识”;我被包夹二十四小时的“监控”。“背法”、打坐、炼功等是全部被限制的等等。我都是排斥的、抵制的。一天包夹说:“你们所有炼法轮功的都要被集中在一起,他们(指狱警)从北方请人来给你们做工作”。

二零零零年九月的一天,我们被集中在一块时,面前四~五个(四十岁左右,也有个别五十来岁的男女)陌生面孔与司法厅的人站一起,说是“马三家”劳教所来的,说是中央司法部统一部署的,来与西南三省监狱、劳教所内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交流”的。我们几十名学员被分为四组,我所在的组与一个叫尹厚梅(介绍说是俄语教授,五十岁)的进行了所谓“面对面的交流”,实则是马三家劳教所的“邪悟人员”,是来“诱骗”这里的学员来的。她说什么“写三书是放下了对形神全灭死的执着!”、说我们“已经圆满了!”、说“大门关了,面前留一道窗户,你要不要利用!”等等;一个多小时结束后我回到监室,正迷惑之际,狱警来问:“如何?”我说:“你叫那位女俄语教授(尹厚梅)来一下!”那狱警去后回话说:她们忙着离开,不来了。之后,狱警抓住我的“迷惑”乘虚而入地加紧“转化”,那兰教导员还在我面前“抱头痛哭”,之下我写下了所谓“三书”。之后,狱警利用我们已经被“邪悟”的,在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面前“亮相”, 高压强制又加诱骗他们写“三书”。

在邪悟“转化”后,我心灵被“扭曲”,随之而来的是大法正面的也不信了。劳教所看我真的被转化了,就提前放我回家!但哪有家呀!丈夫见不到面,女儿也不让我看,家里空空的没有一分钱,只有婆婆(同修)接纳了我。也正是这期间——回到大法修炼后的半年多里,意识到自己的确是被“邪悟”了,还被狱警利用来再去“影响”其他学员的邪悟,真是罪过,罪过呀!好在当初我们都有“约定”:“如果“错了”,我们就要“走回来!”,之后,我用了各种方式去寻找同修,最后,我们都在大法网站上发表了“严正声明”,都回到大法的修炼中来了!

4、在遵义第二看守所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从遵义来了两位同修,是来找我交流的。几天后遵义红花岗分局警察在贵阳绑架了我,同时破门抄家:家里凡值钱东西被抢劫一空、我身上的现金也被搜干净。

在遵义:红花岗分局警察非法提审我四十八小时:叫我下跪,我不从就毒打我,用手铐把我铐在铁凳子上,只有头能活动;随后警察用手铐把我挂在七楼的铁门上,对着风口吹,那是十一月份的气候,身上只穿了薄薄的单衣。

酷刑图:吊铐

在遵义第二看守所,狱警陈声慧多次对我非法搜身、强迫我戴上五十六斤重的脚镣、每次家人给我“上钱”陈声慧都要从中扣取百分之二十,说这是“规矩”!

酷刑演示:脚镣

我被遵义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十八个月,期间我有过两次反迫害“绝食”:第一次八天;第二次“绝食”是十三天,狱警利用“关闭了监室里全部犯人的家人接见,和购买食物” 等方式,企图让监室的犯人一齐来“仇恨”我,来威胁我,目的是要我“进食”!我心诚的跟她们讲,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后,犯人们从骂我一直到能理解我,她们说:“只要能走出去,就绝食下去!”

一天红花岗区法院庭长来看守所说:我们同是年轻人,你只要放弃你的信仰,我可以判轻点!我回答:不可能!后被非法判刑六年。送贵州省女子监狱(也叫羊艾监狱)。

5、在羊艾监狱(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零零六年十一月)

到羊艾监狱第二天被两个包夹,直接送到八大队四中队的“水胶鞋车间”劳动。在羊艾监狱几乎所有的车间,都是从事与塑料制品有毒性的劳动。监狱规定:在一般的车间干上一年,算一个“劳积”,可减刑九个月;我所在的“水胶鞋车间”干上一年算一个“劳积”,可减刑十二个月;“水胶鞋车间”完全是高温、塑料气味很浓的有毒劳动,我被四中队狱警安排“套铁鞋”。铁鞋一只有几斤重的、有十几斤重的,一次要抱几只,贴着身子、又重又烫,外面温度三十度,车间温度就有四十几度,汗水一直流个不停,等不再流汗,原有的汗水在脸上自然的干了之后,手一摸脸上留下的全是“盐颗粒”;在结束一天的劳动后几乎都要去洗澡,我要去,所有的狱警都不让,说:你只要写三书,就让你天天洗。我说:我修真善忍的,不能说假话,写了心口不一致。他们说:假的也要,只要能够交差就行!

后来他们拿我没办法,就去四川监狱去学习怎样迫害我们,回来后成立“攻坚小组”,对我们一个个进行攻坚。不断的播放造假和攻击大法的电视、不断地找我谈话、不断的逼我写三书:一次,是个星期天我被叫去办公室,逼我写“三书”!我不干,狱警吴贤娥、蔡华、王芳几个一起上,两人控制我的身体和双手,我又拼命在反抗,一人把笔硬往我手里塞,我就握紧拳头就是不拿笔,就这样她们被搞累了,没有得逞。我回监室后,包夹看到我脸色发白,嘴唇发紫,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太累了,休息一下!”

一次,大队长甘明惠、狱警邹孔仙和帅姓狱医来监室,是要叫我去车间出工!我说:“没炼功身体不舒服,出不了工!”帅姓狱医就大发脾气,我也不示弱的开始给他们摊牌:“你们不让炼功,我身体受不了,炼了就没事!”他们说:你越说越神了!我说:“别人的体会我不说,就我自己就是有这样的体会,是我自己亲身体会到的,你能解释吗?所以我相信大法讲的是真的!”大队长甘明惠时刻都在想,怎么叫我把“三书”写了,就又说:不管是真的假的,只要能回家就行了!

那时我开始出现咳嗽、心慌、胸闷、呼吸困难的症状。二零零四年十月丈夫和女儿来狱中看我,被吴贤娥、蔡华带出去见面时,她们不准我丈夫给我上账、不准送东西、还要丈夫劝我转化;并威胁丈夫说:如果我不写“三书”,到刑满释放的时间也不准我回家,直接送洗脑班。当时丈夫悲痛欲绝地说:“等时间到了我们就来接你,看能不能接回家!”

我望着丈夫和女儿远去的背影,想着自己的处境,我彻底地崩溃了,我放声大哭之后神志不清时,狱警与包夹乘虚而入,我被迫在监狱拟好的“三书”上签了字,在回监室后我很失落,感到生不如死,想到死了算了!

我被“假转化”后,一天我们学员又被集中关押到四号楼。在四号楼,我看到了我接触到的四位同修被迫害的惨状(都是在羊艾监狱三中队,白菊当队长的时候发生的):

见到同修A时她已经神志不清,当晚被送场部医院,没过几天就传来说走了。

同修B被绑在床上七天七夜,蛆虫从背部爬出来,管B的包夹把她放下来后,说是带出去“锻练”身体,其实就是带出去打她,天天如此,身上被打的没有一块好肉,其她的犯人都不忍心、都看不惯了,纷纷起来反抗,向监狱提出“抓出凶手”,不然就不出工,后来,队长甘明惠说要“抹去”这个犯人一个劳积(九个月),去问B,回答说,不希望这个犯人因这事晚回家,甘说“这是你们修炼人的慈悲!”

同修C天天被包夹折磨,包夹给C规定:小便一~两分钟,大便三分钟,超时了就用塑料凳子砸她,有时砸在身上、有时故意不砸在身上,就是吓唬她,最后同修C精神出了问题,在被关押十一年之后,才同意保外就医的。

同修D被犯人从三楼拖到一楼出工,脑袋上全是包、皮鞋都被拖烂了。

在四号楼每个学员被关一个房间,没关房间门,只把外面的大铁门锁上,只要包夹不管,我们在一起的学员就可以互相切磋。在二零零五年过完大年后,我们在羊艾监狱全部同修写“严正声明”又回到了大法中。邪恶警察为了“再转化”就去都匀监狱(贵州男子监狱)学习,回来后把我们法轮功学员分开,开始“攻坚”,就是一个个的被关在黑屋里进行迫害。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我结束了羊艾监狱的被迫害,回到了家中。

三、至今仍伤痕累累

回想这五十一年的人生路,二十七岁喜得大法才两三天,就像换了个人似的,身心健康无比,在和平修炼的几年间,我走着自己明理后该走的回归路,深深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幸福。可是,从中共邪恶的迫害开始后,我又被推回到灾难的深渊,而且更加深重:

1、出牢狱至今十二年来一直出现的“病状”

最早出现在“中八女所”,当时就有腿发硬、手掌变形、腰颈弯曲、眼睛看东西模糊、咳嗽、鼻塞、胸闷等;“羊艾监狱”五年间,在长时间的、超负荷的、高温的、有毒的环境下劳动,这等等“病状”更加严重,尤其是心脏、肺部和整个呼吸系统,被损伤的很厉害。

回家后的前几年:因坚持学法炼功,“病状”得到了极大抑制,但还是时不时的感觉心慌气短、全身发软、鼻子不通气、咳嗽和喘气等,每次咳嗽吐出来的东西不是痰,但也不知道是什么。虽然这样,但在那几年生活还能自理。

从二零一三年五月身体的“病状”开始被全部爆发:不停地咳嗽、不停地边咳边喘气、甚至是很急促的喘气,加上心脏的衰弱气接上来时,人就像死亡前一瞬间的感受一样,极度的痛苦;咳嗽、哮喘、心衰、加上鼻孔内的息肉堵塞又不能正常呼吸,导致不能正常躺下睡觉,因为一躺下就“出不了气”、一躺下就“感觉心慌”。

近六~七年来我能躺下的时间很少,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坐”久了腰又痛,就靠双臂支撑着,晚上,坐靠在床边地板上、两手握紧拳头顶着地板支撑着腰打一下盹儿;白天,坐椅子上、两手臂弯曲后向两边的肩部靠拢,双肘撑在桌上,双手掌又支撑着头,几年下来双肘处的肌肉、两手拳头面十指间的肌肉,都被磨出了厚厚一层老茧,想站起来都很困难;肺部的疼痛,心慌,鼻子的不通气,就是在大冬天也被疼的大汗淋漓。

这“病状”将我推向“死亡”好多次了,平时我经常能感觉到自己随时都在面临“死亡”!而在极度的痛苦时,我无数次的想到“以死”来解脱,清醒时我又顶着病痛的折磨而不愿离去,因为我知道,我的肉身是要保存下来修炼的,所以我伤痕累累还始终活着。常人当然是理解不了的。

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我家人劝我说:你不怕死,这我们知道,但是你应该去医院查一查,即使死了我们也知道是什么病走的。因为那时我全身发肿,背部、胸部、大小腿、腰部等多处还发硬,家人看着也非常着急;去医院后:检查了太多部位、没有一个科室收下我,最后到“心脏科”,那是个博士医生,他正在研究我这样的病症,他告诉是“疑难杂症”、是治不好的、吃药只能缓解,但“这药”在我们这个城市只有一家药店有卖,不仅非常昂贵,还不一定有货,因为得这种病的人很少了,所以卖药的也不进这类药品。医院不收我,针不打、液不输、没药开就叫我回家了。

又一年过去了我还活着,但“病状”还是有增无减,我经常回忆起在冤狱中的那段日子,我的身体“病状”是邪恶的迫害造成的。

2、十二年来一直挥之不去的“心灵伤痛”

在“冤狱期间”的被迫害,最让我刻骨铭心的,除了肉身的被迫害外,就是对我“心灵的伤害”。

我知道:看守所的酷刑、劳教所的超时有毒劳动、监狱的超时高温有毒劳动等等,对我身体的摧残,都是要整垮我坚修大法的意志,摧毁对大法的信仰。你看那赤水公安局长说的:你能写出“脱离法轮功的保证书”,一切都可以过去,我可以马上买一张卧铺票送你回贵阳!你看在“中八女所”引进邪悟人员说的:“写三书是放下了对形神全灭的死的执着!”“大门关了,面前留一道窗户,你要不要利用!”那兰教导员“抱头痛哭”的场景;你看在“羊艾监狱”警察说的“你只要写三书,都让你天天去洗澡”、狱警甘明惠说:(当时我说,硬叫我“写三书”是心口不一)“不管是真的假的,只要能回家就行了!”

劳教所、监狱的邪恶为了让我脱离大法修炼,真的耍尽了招术:脚镣手铐、恶劣环境下的超强度劳动、没完没了的所谓“学习”、“写思想认识”和“谈心”、“拒绝家人接见”、包夹二十四小时的监控、狱警变着花样的“苦肉计”等等。在这样迫害下我在劳教所最后是:在“马三家”劳教邪悟人员的“诱骗”下,“邪悟”后,再被狱警逼迫利用去“帮助”其他的学员也跟着“邪悟转化”;在监狱最后是:在身心被迫害的极度衰弱疲惫下被“假转化”,再被狱警逼迫利用去“帮助”其他学员也“假转化”,牢狱中的所谓“转化”都是违心的,都是被逼迫所为,我心灵的“求真”被“扭曲”了!至今已十二年了这“心灵的伤痛”,一直不能愈合,一直被陷入深深的痛悔中。

我从修炼大法的第一天开始,从未有过丝毫的怀疑过大法,恰恰相反我很“珍惜”他。这些年里一次次的在责备自己,我是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徒,我怎么会不能坚守住我心灵深处的那份“纯真”!这是我的“罪过!罪过呀!”,而这罪过却是中共江泽民集团在九九年“七二零”后疯狂迫害法轮功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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