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招远市杨文杰自述遭迫害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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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网】我叫杨文杰,女,今年五十七岁,修炼法轮大法至今已经二十三年了。如果没有伟大的师父为我的巨大承受,我不可能在巨难中活到今天。

坎坷中失去希望 修大法重获新生

我在一九九六年五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功。在此之前,我由于婚姻的坎坷,对生活失去了希望,曾几次想轻生。记得那天我休班回家帮姐姐干活,姐姐告诉我:村里有炼法轮功的。我问:法轮功是干什么的?我姐说:是修真善忍的。我一听“真善忍”这三个字,太好了!当即表示也要学。姐姐就教了我几个动作。姐告诉我辅导员家里还有师父的法像。

我赶快干完活,迫不及待地去了辅导员家,当一眼看到师父的法像时,我心情非常激动,心想:我可有主了。辅导员热诚地教会了我五套功法。炼功时我身体感到从未有过的舒服,特别是炼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法”时,抻的全身关节“叭、叭”的响,百脉一下全打通了,身体很是轻松。

我是干装修活的,刷油漆、刷墙、贴壁纸等,累的得了肩周炎,双臂痛得贴满了伤湿止痛膏也不起作用,加上胃病,经常打嗝,很不舒服。我炼功的十几天后,一次炼功时,连续打了几个嗝,炼完后。两只胳膊轻得象没有了似的,从此肩周炎好了,胃也不打嗝了。我十五岁来例假,每次来时肚子都非常的疼,不知吃了多少药和偏方都没有治好。炼法轮功后,肚子再也没有疼过。大法的神奇超常,真正修炼者都有过亲身的体会。

履行公民合法权益 上访却遭无端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江氏流氓集团在全国范围内疯狂迫害法轮功,诽谤侮辱伟大的大法师父。作为在大法中的受益者,理所应当地把大法的美好和亲身的经历,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为蒙冤的大法和师父讨还公道。于是,我曾六次带着写好的信到北京信访局上访,但都没有上访成,却都被抓捕,非法关押在当地看守所。那里的警察不许我们炼功,给我们戴手铐脚镣,用刑具毒打我们,无论他们怎样对待我们,我们都用一颗平静的心态对待他们,在法轮功学员们和平理性、坚持不断地讲真相的共同努力下,开创出了炼功的环境。每次進京上访被抓后,就被非法关押一个月,后我被单位开除了,失去了工作。

那时看守所里关了很多進京上访的法轮功修炼者,虽然能炼功了,但修炼人离开法也是不行的。一次,我進京上访,身上带了一本小本的《转法轮》。被抓时叫警察夺走,为了要回大法书,我四十多天不吃不喝,每天和同监室的法轮功学员们一起,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地炼完。当时我心里有坚定的一念:只要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学员们能有法学,我自己吃点苦遭点罪已无所谓,生死已放下了。不吃不喝不觉得饿,嗓子眼里总是甜丝丝儿的,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着我,后来,学员们都陆陆续续地把大法书带進了看守所,使我们能在那样的环境下也能学法修炼,有法指导不迷不惑。

坚持信仰惨遭迫害,六年劳教死里逃生

因我坚信大法是最正的功法,坚持信仰大法的心不可改变,所以遭到了恶党的残酷迫害,多次被抓捕关押,连续两次被非法劳教达六年之久。

二零零二年三月,因我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非法劳教三年,关押在山东省第二女子劳教所(淄博王村),因我不“转化”,警察把我调到各个大队去“转化”,每个大队都有一套“转化”法轮功学员的卑鄙残酷的手段,那些警察们很多没有人性,心狠手辣。他们不仅在精神上、肉体上残酷迫害修炼者,伙食上也克扣。法律上有规定,劳教人员每月生活费一百元,而王村劳教所对不“转化”的大法修炼者实际每月连六十元的生活费也不到。每顿饭只给二两小馒头,烂菜汤里没有几滴油,根本就不够吃的,自己再花钱买。劳教所里卖的东西是外面正常价的双倍价钱还不止。家庭条件不好的,舍不得花钱买吃的,只有喝水充饥。每天强迫劳动十六到十七个小时,晚上干活要干到十一到十二点钟,真是一个人间地狱。

在一大队时,我被折磨得腿瘸了,牙也被打得活动了,因我不“转化”,后把我调到了三大队。三大队在当时是劳动量最大的一个大队。我去后,因我不断地写真相信揭露我知道的劳教所的违法行为,后来三大队的劳动量也减少了。因我不“转化”,劳教期满后,招远“六一零”把我直接拉回招远洗脑班非法关押,时间不长没有任何理由的又把我非法劳教三年,又拉到了王村劳教所非法关押。

一次,三大队的警察在酷刑迫害不“转化”的大法弟子,被迫害者的凄惨叫声传遍整个楼。我听到后毫不犹豫地冲出来想阻止警察行恶,被警察张春霞、韩信克等抓住,她们边打边往屋里拖我,我大声地背诵师父的经文《弟子的伟大》。想唤醒那些被“转化”的学员。警察把我毒打后,五、六个人把我抬到了禁闭室残酷折磨。把我全身用绳子紧紧地绑在木板上,一动也动不了,九天九夜的没吃没喝,她们想把我置于死地。我被她们折磨得尿血,她们仍不放过我,逼迫我写放弃修炼的保证书,被我拒绝。她们又把我弄到没有人住的办公四楼关了十五天,由两个警察监视我,(不让我嘴动,不允许我背法)每天凌晨两点才让我睡觉,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她们用这种方式企图消磨我的意志。

因我拒绝所谓“转化”,十五天后,她们又把我弄到了禁闭室,把我铐在一个特制的床上,双手被手铐和绳子紧紧勒着固定在床这头,脚戴上脚镣固定在床那头,全身用绳子缠起来。手上、脚上、身上都被勒得钻心的痛。身下铺着一个湿垫子,身子一动也动不了,警察李英抽打着我的脸和头,一个赵姓警察把卫生巾塞到我的嘴里,用胶带围着我的嘴、绕头缠紧,或用胶带封嘴,(警察怕被迫害的大法学员叫喊)每次往下揭胶带时,都能被拽下很多的头发,那个痛苦可想而知。警察用这种手段把我铐在床上四十四天,四十四夜。

警察为了达到“转化”我的目的,又把我从禁闭室弄到了四楼,以李英为首的三个警察,把我的一只手用绳子加手铐铐在窗铁棱子上,另一只手铐在铁管子上,一高一低,使我蹲不下站不起,双腿用绳子绑着,不让我上厕所。李英还把师父的法像放我内裤里……就这样折磨了我十五天。我的双手腕被手铐和绳子勒的肿的很高,失去了知觉。左手腕被勒出了两个大伤口子,皮开肉绽。一处无法铐了再挪一处。(现在我左手腕上还有疤痕)

警察昼夜不停地折磨我十五天后,又让我坐在地上,双腿用绳子绑着,双手后背用绳子绑在椅子背上。警察李英把大法师父的法像放在地上让我坐着,我的身子动不了,不让我上厕所,尿在地上。那时已是十一月份了,我只穿着单衣,警察穿着棉衣棉裤。她们把窗打开,我又痛又冷,她们昼夜不停地放侮辱大法师父的光碟,用这种手段又折磨了我十五天,我双手双脚已失去了知觉,也站不住了。这一个月没给我喝水,只是偶尔的往我的嘴里塞口馒头,但我没有觉得渴和饿……我左手腕上两处的伤口奇迹般地愈合了,那些参与迫害的警察们也亲眼见证了。因我坚信“真善忍”不“转化”,在劳教所遭受的残酷折磨太多了,这只是举了几例,警察把我关押在禁闭室长达七个多月,几平方米的禁闭室,冬天寒风刺骨,夏天热得象蒸笼不透气,我所遭受的痛苦是巨大的。

招远“六一零”对我的迫害

二零零二年三月,我因发真相资料被招远“六一零”人员绑架,不长的时间就把我非法劳教三年。

二零零五年劳教期满后,本应该回家,可是招远“六一零”的恶人们,以我没有“转化”为由,从劳教所直接拉回本地非法关進洗脑班迫害。

因我不放弃对大法的信仰,洗脑班的恶徒孙启全指使几个打手,用尽了各种酷刑残酷的折磨我,多次双手被铐,被吊起来,脚尖着地,身子成弓形,那痛苦的滋味无法描述。他们为了“转化”我,四十多天没让我上床睡觉,是以酷刑的姿势度过的。(我所遭受的酷刑折磨在明慧网已报道过)

在恶党的指挥下,招远“六一零”和洗脑班的恶徒们,真是费尽了心思地用各种酷刑折磨迫害那些坚定的法轮功学员。恶徒宋少昌,原来在刑警大队,他心狠手辣,用折磨盗窃犯屈打成招的卑鄙手段酷刑折磨我。他们把我拉到地下室,让我蹲下双手抱腿,戴上手铐,手铐勒得钻心地疼痛,用铁锨从我膝下穿过去,把铁锨一头抬在窗台上,一头抬在桌子上,让我头朝下,五、六个恶徒轮班在我的脸上、耳朵上、手上、嘴上过电,我痛苦得撕心裂肺,就这样折磨了我一个多小时,当把我放下时,我已瘫在地上,恶徒们又把我拖到了禁闭室。

我二零零五年正月初三被拉回招远,我八十六岁的老父亲正月初五住院,三月初五去世了。如果招远“六一零”的恶徒不继续非法关押我,我起码能回家照顾父亲两个月,尽一点做女儿的义务和孝心。

我父亲去世了,他们不但没有让我回家见父亲的最后一面,还把我关在洗脑班折磨迫害我八个多月,我家门没進,又非法判我三年劳教,拉到王村劳教所非法关押,我连续两次判劳教,共六年。有人说。炼法轮功的人不顾家庭,不管父母子女,是恶党剥夺了我们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使我们失去了人身自由,根本无法照顾家庭。

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五日,我因讲真相又被招远“六一零”绑架,我绝食抗议对我的非法关押,宋少昌等恶人多次对我用残忍的手段野蛮灌不明食物,他们把我双手和双脚用手铐铐在椅子上,拽着我的头发,用粗管子插入我的鼻孔,几次都插出了血,他们变换着手段折磨我,把我折磨的皮包骨头脱了相,心律每分钟一百二十多次。后把我从洗脑班拉入当地看守所,看守所不收我,恶人们又把我拉回洗脑班,非法关押我四个月后,招远法院公然践踏法律,将我非法判刑四年。二零一一年四月份,我被劫持到山东省济南女子监狱非法关押迫害。

山东女子监狱对我的迫害

监狱有个集训队,法轮功学员大多都被关押在这个队,这里值班的犯人都是从入监队里挑来的,然后由警察薛彦勤、许云梅、胡秀丽等把她们训练成打手,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谁折磨法轮功学员狠毒,谁挣分多,减刑快。在监狱我不“转化”,也不穿囚服,他们把我捆起来,拳打脚踢在地,身上各部位都有人打,不准我睡觉,不让我洗漱,恶徒们还失去人性的往我嘴里灌尿;三个月不让我买卫生纸,我上了厕所只能用水洗。

经过一段时间的残酷迫害,我还是不“转化”,警察把我关在了禁闭室(五、六平方米)没有窗、夏天济南高温达三十八度以上,门上只有一个碗口大的小口,常年在里面吃喝拉撒睡,厕所里没有水,上完厕所后,看管我的值岗人(犯人)从门上的小口递进一水瓢水让我冲厕所。四年我一直睡在地上,冬天寒风刺骨,四年的禁闭,让我失去了一切自由。

在与世隔绝的禁闭室里,我天天背法,唱大法弟子的歌,警察们在门外放恶党的歌,我声音很洪亮。三天后,她们再也不放邪党的红歌了。我知道是大法给予我的力量和勇气,使我在那样邪恶的环境里没有孤独和寂寞的感觉,心态平静地走了过来,感恩师父!

我刚去监狱时,因为我炼功,警察和罪犯毒打我,把我关在一个屋子里,不让我去厕所,让我拉尿在脸盆里。让值班的犯人给我倒。我宁愿不吃不喝也不让别人给我端屎端尿。到了第九天。医院的院长和监狱的副监狱长来了,院长问值班的人:这九天,杨文杰刷牙没有?值班人回答没有。(她可能以为我利用刷牙时喝水)她给我量血压,告诉监狱长很正常。狱长说:我天天吃药也没有这样。我趁机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大法的美好,恶党的残暴等。他们也都没有说什么。

那天,警察把我叫到办公室,有两个人在那里,一个是医院聘请的已退休的院长,另一个告诉我说他研究佛学多少年了。我告诉他,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是真正性命双修的功法,告诉他们法轮大法的特点,他俩都静静地听着。其实,人都有善良的一面,只是被中共谎言毒害迷失了本性。

以德报怨,用善心对待迫害者

我是一个法轮功学员,心中牢记师父的教导,无论在哪里都与人为善,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在这二十年中,我被劳教、判刑迫害达十年之久,身心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但是对于给我造成很大伤害的人,我从不怨恨他们。

因为他们做坏事并不是出自于生命的本愿,是被中共谎言所欺骗,是上了邪党的当,充当了邪党的打人棍子,罪在恶党。他们有的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明知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也昧着良知做害己害人的坏事,他们是要为自己犯下的大错承受恶果的,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所以,这些年无论我被关在劳教所,还是监狱,还是本地看守所,洗脑班等任何地方,无论他们对待我怎样,我都是用一颗为他好的善心对待,以德报怨,无怨无恨,抓紧一切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写真相信。

在劳教所,因我拒绝“转化”,他们把我弄到禁闭室,有全劳教所的警察轮流来值班,我每天很少休息,因为她们值一天班回家休息两天,又换别人来值班,我为了让她们下班时能带着真相信回家传给她们的亲朋好友,我要写一天一夜的真相信。在劳教所禁闭室关了一年,我抓紧时间写真相信,当我把劳教所各科室、各大队的警察们都写给了真相信后,劳教所释放了我。

在招远“六一零”人员直接把我从劳教所拉回当地洗脑班继续关押期间,不论他们怎样对待我,我都是心平气和的给他们讲真相,写真相信。有个打我狠毒的人说:杨文杰,你真是个好人,我们这么打你,你不记恨我,还给我们写信。

我被关押在招远看守所四个月,我写了四个月的真相信。我上诉不是目的,是以这个形式给招远法院、烟台法院法官讲真相。

那天,我又写到凌晨两点多,警察过来说:你休息吧,不用写了,要发你走了。早晨六点,几个劳动号把我抬上了警车,拉往济南女子监狱。我把没写完的真相信带去了监狱,让警察转交给监狱长,她是劳教所原来的政委。后来她去见我时告诉我信她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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